黑暗與光亮不斷交織 看慈悲網絡如何撐托有情萬物
陳燕錚/基金會義工
人到中年喜歡讀史,即便知道歷史通常只是造史人的角度,但人的世界何嘗不是如此?平凡人只能用有限的智慧去認識世界,自知侷限所以當開放更多的可能性,香港就是一個充滿著各種對立面貌的城市,是非善惡無定,無法用簡單的價值觀去判斷,允許複雜性是此行最深刻的學習。
四天參訪都住在九龍石硤尾美荷樓,美荷樓是二級古蹟活化成的青年旅舍,1953年石硤尾大火,漫燒41英畝地、2580棟流亡難民的鐵皮屋(或稱寮屋、木屋、佔屋),導致將近6萬人無家可歸。黑暗總是與光明交織,美荷館是當時建造來安置災民的徒置大廈之一,這批大樓開啟了香港政府為低收入民眾建設公共住宅的序幕,據說現在有三分之一到近一半的港人仍住在公屋之中。
隨著時間流變,當年的徒置大樓陸續拆遷重建,唯一留下的美荷館經過美化已很難想像當年的生活樣貌,如同最後一天繁華鬧區的大館,車子行過車水馬龍的荷里活道,一行人匆匆走過警備總部、法院、監獄的古典建築,走馬看花像是參觀電影製片廠,曾經有的血淚過往都像是戲了。
參觀大館就像走進電影製片廠,曾經有的血淚過往都像是戲。 |
第一個參訪地點「志蓮淨苑」召喚著刻板印象中香港的物質面,站在富麗的仿唐寺院中,環顧四周林立的摩天大樓,庭園中不可思議數量和不可數價值的老木怪石、奢侈的一方城市綠地與木建築、立體化的西方極樂世界,堆疊起來的是香港97回歸時中國政府給市民的禮物,物質交織著情感,情感灌注於物質,宗教與政治,真是複雜的滋味。
志蓮淨苑召喚著刻板印象中香港的物質面 |
下午參觀的非營利組織「生活書院」則位在一個廢校的中學,倚著山的水泥建築群中有一小方菜田和幾個主題教室,樸素簡單卻有巧思。書院裡全職的年輕人很文青,讓人忍不住想聽聽他們的生命故事,香港不允許直接宣揚宗教,幾個主題教室用貼近日常的方式呈現佛法義理,跳脫台灣慣有的佛教專有名詞和論述方式,反而清新耐思量。
生活書院裡全職的年輕人都很文青 |
第二天參觀嘉道理農場與植物園、T-park汙泥處理廠。
猶太裔嘉道理家族在清朝末年來到中國尋找機會,歷經三代就從貧民成為巨富,與老上海一起飛黃騰達,家族史與中國近代的興衰休戚與共。投資發電廠致富的嘉道理爵士,曾是香港首富,1951年成立農業輔助會(註2)協助流亡貧農自力更生,直接或間接幫助的新界農民超過30萬人。隨著香港農業衰微,目前轉型為推動保育、環境教育與有機農業的基金會角色(註3)。
這個農場曾直接或間接幫助的新界農民超過30萬人 |
如今轉型為推動保育、環境教育與有機農業的角色 |
第一代從巴格達到孟買再到上海,最後死在日本集中營裡,他們也幫助二戰流亡中國的2萬歐洲猶太人和以色列建國,同時在世界各地成立半島酒店及其他事業版圖,賺錢之餘還設立學校投資教育。猶太人以世界為家的眼光和韌性非常人所及,80年代中國一開放就到廣州設立核電廠,與中國共同崛起,如今卻也不忘西南偏鄉和中國的環境保育,歷史繁華和險惡總是交織,興衰如夢,人間是非很難簡單論斷。
T-Park園區是耗資200多億台幣以最新科技建造而成的糞水處理廠,炫目的造型像是一個太空基地,幾層樓高的落地玻璃望出去是比鄰的海濱垃圾掩埋場,問到「垃圾山會汙染海洋嗎?」年輕的導賞員吞吞吐吐難回答,結束導覽後他私下告訴我,來園區的民眾多半是因為免費的熱水SPA,少數香港人關心淨塑(去塑)議題,卻不在意垃圾分類之後到哪裡去了,對海濱垃圾山可能的汙染也視而不見!最高端的科技成就與最低端的垃圾處理共存,好壞對錯難判,T-park真是個巨大的夢幻泡影,提醒著我們知見與五蘊的不可依恃。
最高端的科技成就與最低端的垃圾處理共存 |
慈山寺每天限量接眾400人,據說要等候一個月才排得上,禪宗風格的寺院和台灣的法鼓山有些相像,但更有意識的以企業策略經營,首富李嘉誠大手筆的以天然山水造景、低調奢華品味造園,用時尚、高學歷的年輕人作嚮導,再用好看好吃化龍點睛,有引領新時代佛法的企圖心。喝茶、吃飯、走路、抄經都是禪、也是正念,與正念療育的世界潮流接軌,可接引年輕世代高學歷、層峰或專業人士,也透由這些階層的參與改變傳統佛教觀感,進而影響普羅大眾。
慈山寺深具引領新時代佛法的企圖心 |
鄉土學社與慈山寺迴然不同,馬上由閒雅的寧靜空間進入田野臨時搭建的鐵皮屋,堤岸旁的河川地用二手回收物作成圍欄、工寮和廁所,田邊的大棚架下拼拼湊湊的桌椅就是教室。工寮旁的小黑板上寫著蔬菜的價錢,陸陸續續有年輕人推門進來,自在與迎賓犬「腩肉」與「墨丸」戲耍(翻成台灣慣用語是「五花肉」與「花枝丸」),狗兒也善盡職責,一視同仁歡迎每個人。
完全是書生樣的小孔(左二),是鄉土學社全職農夫。 |
農場的全職農夫有兩位,陳尹玲老師曾資助其中一位出國學習有機農業,這天坐鎮協助的小孔(完全是書生樣!)則有安穩的信心和理想,陳老師借用這地方教大家動手做堆肥,四溢的廚餘汁液和著落葉攪拌,完成後大夥兒坐在黑暗的棚架中傳著大碗,新鮮現採的蔬菜沙拉十分甜美,大家以手當叉,聽小孔分享推動有機栽培的現況。
陳尹玲老師借用鄉土學社教大家動手做堆肥 |
造型美美的尹玲老師一點都不馬虎,堆肥用的廚餘全來自附近社區,可能是中藥店藥渣、甜品店黃豆渣或菜攤商家的果皮腐菜,大樓小區裡的庭園落葉也一併處理了。尹玲老師是大學物理系退休教授,曾擔任過教育大學的院長,也為了改變僵化教育作過高中校長,退休之後,看到日僑易解放女士為一償兒子遺願去蒙古沙漠種樹的報導起而效行,從沙漠綠化開始思考土壤改造,以學者治學精神一路深入探問,越深入就越發現全球環境問題嚴重,除了自己遍訪各國求教先端學者外,也培育年輕人復興香港農業,如今已資助5位年輕人出國學習,此外,她在網站上分享自己蒐集翻譯的重要理論與實作,在台灣有很多粉絲,包括同行的銘源和顥嚴。老師說自己的父親是中國第一代留學習農的知識份子,從小看父親動手作農事,親力親為再自然不過。
從鄉土學社一路同行到綠蔭家園的義工,有環保組織成員、從本島搭一個半小時來幫忙的尹玲老師好友,還有一位社工師,他們說認同香港有機農業發展的只是小眾,但透由社工師能量十足的描述及笑聲,和小孔的見證,可以感受到這些小眾與組織之間懷抱希望互相支持,香港農業的未來透著光亮。
菜園新村是此行唯一的香港農村印象,很特別的小區,強調公田共耕、車不入村。導賞的國中女孩提到小時候和大人一起去抗爭,住過木頭和紙糊的臨時寮屋,很滿意能遷進新居、擁有更好的生活。如同台灣一些農村改建,農民的願望和都市人不同,女孩家的庭院全以磁磚鋪面、覆蓋上遮雨棚擴大了室內空間,也許表面上建築師的設計和理想未能全然貫徹,但好壞善惡難說,光明總與黑暗交織,維基百科上說「菜園村事件」成了香港農業的轉捩點。
菜園村改建是否可能改變香港的農業前途? |
藍屋是1922年的「唐樓」建築,當年的唐樓通常分租給一個人(稱包租公或包租婆),再由他們分隔租給附近車廠等底層工作者,一個單位(沒有廁所和廚房的一間房)可隔成16個床位,每個床位再住2-3人,稱為板間房。很難清楚區分板間房、劏房、籠屋、天台房和閣仔…,但從藍屋有心保留下來的生活痕跡中,可以窺見當初生活的艱辛。2006年政府想徵收藍屋及附近街區作為主題旅遊景點,藍屋(香港公屋)的居民多半是附近修車廠的勞工和家庭,徵收後得離開生長的街區,工作也可能隨著都市重新規劃而消失,沒有房屋擁有權的底層居民,可以抗議和拒絕嗎?
舊物展示空間保留板間房的生活痕跡 |
藍屋活化讓居民擁有更好的生活品質,也提升城市多元包容的高度。 |
此行參訪路線常繞著山眺望海,看山看海破除了我之前以為香港都是高樓大廈和商場的偏見,此行見人見物,也破除了香港人重視物質的刻板印象,香港的確擁有豐厚的物質能量,但每個存在的現象背後都有複雜多元的向度,可以兼容光亮。參訪的人物和案例總讓我們看見黑暗中有光,透由生命的投入與實踐點亮,易媽媽沙漠種樹的大愛點燃了尹玲老師,尹玲老師無私的分享點燃了香港年輕人,甚至是台灣的我們…。菜園新村、藍屋與未來可能的案例影響可能更深廣,包括農業發展、人權、建築、都市再造、社會政策…,且持續發酵。這些光亮,在時空的長河中交錯拓展,可以連結成慈悲的網絡,撐托住需要的有情萬物。
最後的心得感想是,環境永續與心靈生態村的建設,並不在實質的地圖上,而該從自己開始。
註1:0.026平方公里面積中住著三萬三千人(1987年),98%的單位白天需要點燈。
註2:全名為「嘉道理農業輔助會」(KAAA,Kadoorie Agricultural Aid Association),1940年代末期中國政局動盪,大批難民湧入香港,其中不少人散居新界,務農為生,嘉道理兄弟關注到他們生活困苦,因此於1951年成立輔助會,扶助貧農,並配合當時的漁農政策,讓難民自力更生。
註3:基金會因著時代環境和香港農業的式微,從提供土地協助難民謀生走向環境永續的自然保護與教育園地,與政府、香港大學、社團組織與研究單位推動有機農業及保育等相關培訓課程及工作坊,園區全職聘用的研究、行政和導覽等專業人員超過80位,技術及維護等工作人員超過200人,長年對外開放,示範了一種財團基金會與公私部門組織合作的可能樣貌。
註4:新界原居民指的是1898年於英國租借新界(即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區)及鄰近235個島嶼之前已在各鄉村定居者,以及其後人。從法律上,在香港只有在新界才會有原居民,九龍原來的13個鄉村和香港島上居住的農民﹑漁民,不能算是原居民。早在英國人來港以前在香港水域捕魚的漁民,由於沒有土地,也不能視作原居民。新界原居民有時也會稱為香港原居民。
註5:仕紳化(Gentrification)又譯為中產階層化、貴族化,是都市發展的其中一個可能現象,指一個舊社區從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到重建後地價及租金上升,引致較高收入人士遷入,並取代原有低收入者。仕紳化的轉變過程可能因著重建速度而需時多年,但衍生的結果是使該區生活指數提高,原居住的低收入者最後可能反被新遷入的高收入者歧視,或引致原居住的低收入者不得不遷離,往更偏遠或條件更差的地區維持生活。